这就是老罗的免冠照，还清晰地记得那句“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在网上看到老罗的新东方求职简历，于是贴上来与大家分享，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思想的人，需要说真话的人，需要做实事的人，这是我看了的感受。虽然他是一个特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同样也要清晰的认识到批判思想是多么的重要。
俞校长您好：
我先对照一下新东方最新的招聘要求：
1.有很强的英语水平，英语发音标准
英语水平还好，发音非常标准，我得承认比王强老师的发音差一点。很多发音恐怖的人(宋昊、陈圣元之流)也可以是新东方的品牌教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要求这一条，尽管我没这方面的问题。
2.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英语专业者优先
真不喜欢这么势利的条件，这本来应该是实力、马力之流的学校的要求。
3.有过考TOEFL、GRE的经验
GRE考过两次。
4.有教学经验者，尤其是教过以上科目者优先
教过后来被国家明令禁止的传销课，半年。
5.口齿伶俐，中文表达能力强，普通话标准
岂止伶俐，简直凌厉，普通话十分标准，除了对卷舌音不太在意(如果在意，平舌音也会发错，所以两害相衡取其轻)。
6.具备较强的幽默感，上课能生动活泼
我会让他们开心。
7.具备较强的人生和科学知识，上课能旁征博引
除了陈圣元，我在新东方上过课的老师(张旭、王毅峰、王昆嵩)都和文盲差不多，当然他们还小。说到底，陈圣元的全部知识也只是在于让人看不出他没有知识而已。
8.具备现代思想和鼓动能力，能引导学员为前途奋斗
新东方的学员是最合作，最容易被鼓动的，因为他们来上课的最大目的就是接受鼓动，这个没有问题。
9.年龄在40岁以下
28岁。
下面是我的简历或是自述：
罗永浩，男，1972年生于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
在吉林省延吉市读初中时，因为生性狷介,很早就放弃了一些当时我讨厌的主课,比如代数、化学、英文,后来只好靠走关系才进了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这也是我刚正不阿的三十来年里比较罕见的一个污点。因为我和我国教育制度格格不入又不肯妥协, 1989年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主动退学了。有时候我想其实我远比那些浑浑噩噩地从小学读到硕士博士的人更渴望高等教育,我们都知道钱钟书进清华的时候数学是零分(后来经证实其实是15分),卢冀野入东南大学的时候也是数学零分，臧克家去山东国立青岛大学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今天的大学校长们有这样的胸襟吗?当然,发现自己文章写的不如钱钟书是多年后的事情了,还好终于发现了。
退学之后基本上我一直都是自我教育(当然我的自我教育远早于退学之前),主要是借助书籍。因为家境还勉勉强强,我得以相对从容地读了几年书,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基于”知识分子要活得有尊严,就得有点钱”这样的认识(其实主要是因为书价越来越贵),我从1990年至1994年先后筛过沙子,摆过旧书摊,代理过批发市场招商,走私过汽车,做过期货,还以短期旅游身份去韩国销售过中国壮阳药及其他补品。令人难堪的是做过的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有点钱”,实际上,和共同挣扎过的大部分朋友们比起来,我还要庆幸我至少没有赔钱。
我渐渐意识到我也许不适合经商,对一个以知识分子自许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很难接受的事情,除非这同时意味着我将注定贫穷。
1994年夏天,我找了个天津中韩合资企业的工作并被派去韩国学习不锈钢金属点焊技术, 1995年夏天回国的时候,很不幸我姐姐也转到了这家天津的公司并担任了副总经理,为了避嫌我只好另谋出路。
1995年8月至1996年初,经一位做传销公司(上海雅婷)的老同学力邀,我讲了半年左右的传销课，深受广大学员爱戴。遗憾的是国家对这种有争议的商业形式采取的不是整顿而是取缔的政策,所以看到形势不对,我们就在强制命令下达之前主动结束了生意。因为那时候我爱上了西方音乐(古典以外的所有形式), 大概收有上千张英文唱片,为了听懂他们在唱些什么，我在讲传销课的同时开始学习一度深恶痛绝的英文。我在一个本地的三流私立英语学校上了三个月的基础英语课，后来因为他们巧立名目拒付曾经答应给我的奖金(我去法院起诉过，又被法院硬立名目拒绝受理)，我只好又自学了。实在不知道困在一个小地方可以做些什么,所以1996年夏天我到天津安顿下来(那时候我很喜欢北京，但是北京房价太丧心病狂了),靠给东北的朋友发些电脑散件以及后来零星翻译一些机械设备的英文技术文章维生,因为生性懒散不觉蹉跎至今。我要感谢那本莫名其妙的预言书”诸世纪”,尽管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去年五一我看到那段著名的预言”1999年7月,恐怖的大王将从天而降……”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我认真地考虑自己可能即将结束的生命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结果发现只有减肥。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是个痛苦的胖子,因为胖,我甚至不得不隐藏我性格里比较敏感忧郁的一面,因为胖子通常被大众潜意识里不由分说地认为应该嘻嘻哈哈,应该性情开朗,应该徐小平。他们对一个矫矫不群的胖子的性格能够容忍的上限是严肃,再出格一点就不行了，比如忧郁。虽然他们从来不能如此准确地说出这种想法,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忧郁的胖子,他们就会直觉哪里不对了,他们的这种直觉的本质是，”你是个胖子,你凭什么忧郁呢?你还想怎么样?你已经是个胖子了。”所以很难见到一个肥胖的并且影响广泛的诗人,因为公众不能接受,任凭他的诗歌惨绿无比。当然胖子的痛苦永远不值得同情(除非是因为病理或基因导致),因为他们胖通常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也许除了丘吉尔)。我就是个典型,我的肥胖完全是因为厌恶运动造成的,我有过十几次失败的减肥经历,我试过节食、锻炼、气功和几乎所有流行过的药物,包括在西方严禁非处方使用的芬弗拉明,我总怀疑我不如小时候开朗是因为误用芬弗拉明造成的,它减肥的药理竟然是通过使人情绪低落从而降低食欲,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研制用来减肥的,它本是用来使轻度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稳定情绪的药。我是中国落后的药检制度的严重受害者。过了去年的五一节之后,我制定了严格的计划：每天只吃蔬菜、豆腐、全麦面包、鱼肉、橙汁、脱脂牛奶和善存,每天用一个小时跑10公里,也就是标准跑道的25圈。我不得不骄傲的是，我只用了58天就减掉了48斤体重,去掉休息的星期天,几乎是一天一斤。然后我心情平静地迎接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7月。这件事过后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很有毅力的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毅力应该用来做什么,末日虽然没有来,但是新世纪来了,30岁也快来了,这真是一件让人坐立不安的事情。
后来我一度想移民加拿大，所以一边找资料看一边到天津大学夜间开办的口语学习班上课，一个班20多个人，一个外国教师(更多的时候是外国留学生)和我们天南地北地胡聊，除了政治。我一共上了四期这样的班，口语就差不多了，当然还是停留在比较普通的交流水平上，至少我看英文电影时还是需要看字幕，尽管在天津的四年间我看过大概600部英文电影。过了元旦，一个小朋友在和我吃饭的时候突然问我，为什么不去新东方教书,你应该很适合去新东方教书。我说我倒是喜欢讲课,但是一个民办教师有什么前途呢?他说如果年薪百万左右的工作不算前途那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得说我很吃惊。不管怎么样，我仔细地把我能找到的关于新东方的材料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尤其是看到杨继老师在网页上说”做一个自由而又敬业的人是我的梦想,新东方是实现它的好地方”的时候。在我尽管懒散无为却又是勤于思考的三十来年里，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很适合我并且我也有兴趣去做的工作。杨继还转述席勒的话”忠于你年轻时的梦想”。我没看过席勒的东西，光知道有两个能写字儿的席勒，不知道是哪一个说的这话，但是我宁愿把它当成是新东方的精神。
我听说教托福和教GRE薪水差不多，但是GRE的学习要苦得多。
我想了想还是选择了GRE，毕竟托福是专门给非英语国家的学生考的，教书的满足感上逊色很多。
旧历新年的时候，因为不确定是不是需要大学文凭才行，我试着写了一封应聘信给俞老师，提到我只有高中文凭，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欢迎来面试，除了感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是说即便没有文凭不行我还是会来新东方做教师的，但是可能不得不伪造证件，作为一个比大多数人都更有原则、以知识分子自诩的人，如果可能，我还是希望不搞这些虚假的东西，俞校长的开明使得我不必去做大违我的本性和原则的事情，得以保持了人格的完整，这是我时常感念的。
过了春节处理了一些杂事，很快就到了6月份，我买了本”红宝书”就上山了。鹫峰山上的学习气氛和恶劣条件我都非常喜欢，应该是因为生活有了明确目标的关系吧。但是我很快发现，讲课教师的水平和他们的报酬以及新东方的声誉比起来还是很不理想的。我看到身边大多数的同学对所有的老师评价都很好，听到那些愚蠢的笑话、对ETS肤浅的分析导致的轻浮谩骂和充满种族歧视、宗教歧视的言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笑得很开心。这最终再次有力地证实了我一直怀有的一个看法：任何一个相对优秀的群体里面都是笨蛋居多。无论台下是300名来听传销的社会闲散人员还是300名来听GRE的大学毕业生，对于一个讲课的人来说并没有多少区别，这也是他们在台上信口开河、吹牛放炮的信心来源。当然这里大多数同学专业都很出色都很勤奋刻苦，积极上进，性格上也远比我更具备成功的素质，我只是说他们缺少情趣，他们聪明(至少他们都敢考GRE的数学，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没有灵气，人品也未必差，只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我只喜欢陈圣元一个人的课，所以后来也就只去上他一个人的课，其他的时候一个人在宿舍背单词。陈圣元除了胡扯闲聊比较有水准之外，治学态度曾经也让我觉得很好，说起charter这个单词的时候，他说为了找到那个填空句子里面表达的意思查遍了所有的词典都找不到满意的解释，最后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一本巨大沉重的韦氏词典(显然是指Merriam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才终于在该词典所列的关于charter的25条释义中的最后一条里找到了答案。说起市面上粗制滥造的填空参考书的时候他很不以为然，”我以三年的教学经验也精心编写了一本，那些作者对题目绝对没有我钻研得深，他们就会胡编乱造然后急忙出版抓紧骗钱，我这本可以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现在正在印刷当中，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由于在山上的时候单词还没怎么背，题目都没做过，所以他这些态度和表现曾经让我很景仰。发现不对头是下山之后开始的，我录了他的全部课堂录音，我听着录音大量做题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分析讲解漏洞百出，尽管他批评过去的新东方老师都是拿了正确答案再进行分析讲解，可是他的工作显然也是一样，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他总是能用错误的分析推理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另外我发现所有的三流词典，包括英汉词典，都在charter的第一个释义上就解释了他声称在韦氏第三版未删节新国际词典的25条释义的最后一条中找到的答案，”由君主或立法机关发给城市或大学，规定其特权及宗旨的特许状”，所以我也买了本十多斤重的韦氏第三版回来，发现只有13条释义，而且在第2条里就解释了这个问题。现在他的那本填空教程就在我手边，仅在No.4的52道题中，我就找到了 18处错误，如果说翻译的错误对学生不重要，那么解题分析的错误也有10处之多。这也最终使得我改了主意，决定做填空老师，本来我想做词汇老师，那样可以海阔天空地胡扯。
我以这样的条件敢来新东方应聘，除了脸皮厚这个最显而易见的表面原因之外，主要还是教填空课的自信。第二次考试之后我一直做填空的备课，最消耗时间的是把NO.4到1994年的全部填空题翻译成中文，400多个句子的翻译居然用了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一个小时翻译三个句子，当然快的时候两分钟一个，慢的时候几个小时翻不好一句。翻译这些句子是我本来的备课计划之外的工作，最终使我不得不做这个工作的原因是钱坤强和陈圣元那两本”惨不忍睹”的教材。钱坤强的那本就不必说了，此人中文都有问题，尽管我坚信他的英文要远比我的水平高(也许应该说熟练)，但是理论上一个人如果母语都掌握不好(这意味着他对语言本身不敏感)，那么他肯定掌握不好任何其他语言，即便他能熟练运用，也不适合做语言方面的工作，比如文字翻译。他那本超级填空教程在新东方地下室卖了两年都没正式出版，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本书的水准。至于我非常喜欢的陈圣元，他在那本书的前言中说道：”翻译时尽量体现原文的结构，以便考生能对照原文体会原文句子结构的特征，从而体会结构与答案选项设计之间的关系……这样做会使得句子略显得欧化而不自然……不会去套用貌似华丽实则似是而非的成语。”
作为一个考试学习用的教材，他声称的翻译原则和宗旨是很好的，但是很遗憾，我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欧化或是不自然的问题。首先”体现原文结构”应该表现为翻译成中文之后原文中的各个句子成分最大限度地在译文中充当同样的成分，而不是把所有的成分不变动位置地翻译成对应的中文单词，这样的做法和那些《金山快译》之类的拙劣软件的翻译结果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金山快译》这一类翻译软件的译文虽然狗屁不通，但是我们即使看不到原文，通过猜测也能大致明白它想说些什么，这就如同没学过日文的中国人看日文电器说明书里面夹杂的汉字也能隐约猜出大意一样。陈圣元的译文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当然程度上有些区别。其实欧化并不可怕，尤其是在一本学习用的教材中，即使是在文学中，一些恶性的欧化今天也成了现代白话文的组成部分。陈圣元的译文根本不是欧化的问题，他的译文和钱坤强的一样，最恐怖也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所谓的译文，如果脱离了原文的对照，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这些句子在说什么，我是说这些句子字面上在说什么都没人看得懂，而不是因为句意晦涩难解而使人看不懂它想表达的内涵。
另外，看得懂的很多句子又翻错了，即便看不懂句子的意思真的不影响正确答案的选择，但是作为一本教学参考书，如果参考译文都翻错了，还怎么让学生信服呢？除非是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比如”陈老师的译文都翻错了，可是他的GRE考分那么高，可见看不懂句子对答题反而有帮助”这一种。
我的译文体现了这样几个原则，首先由于不是文学翻译，我注意了最大限度地使用原文的结构，使译文中的句子成分尽量充当原文中的对应成分。为了这种对应，有时候会有些比较不符合中文习惯的句子结构，比如一些在英文中可以置后的定语从句按照中文的语法放到了修饰对象的前面之后，句子显得臃肿不堪，另外还可能导致断句困难。针对这样的问题，我在这类句子中大量地使用了括号和破折号，很多时候，如果只读括号外边的内容，读到的就是这个句子完整的主干，那些使句子结构变得复杂的修饰成分都在括号里边，但是如果假定这些括号不存在把它们连起来读，也是一个通顺完整毫无语病的句子，这样和原文对照阅读时对应的成分和原句的主干结构清晰可辨。
